安全风险
产生原因：地区动荡、战乱与恐怖主义等
我国的“一路一带”战略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相比，其根本特征在于，我国更侧重于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不谋求军事上的霸权。近期来看，我国军队“走出去”仍然是高度敏感、高度慎重的问题，除非遇到类似于利比亚内战、也门危机这样的极端情况，我国企业的安全问题仍然将主要依靠非军事途径予以解决。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近几年来，“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国家的安全形势的显著恶化。近一段时间以来，伊斯兰激进势力在泛伊斯兰地区的影响力明显增强。伊斯兰国等激进势力正在从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向海湾国家、中亚国家蔓延。在美军从阿富汗撤离之后，中亚地区的安全空白如何填补，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全局势将会如何变化令人关注。
在“一带一路”中，我国企业从事的管线建设、铁路建设虽然已经在规划设计上充分考虑了安全需要，并尽可能地避开不稳定地区（在不稳定、不安全的国家里寻找相对稳定和安全的小区域，这种做法被称为“绿洲战术”），但是这仍然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如巴基斯坦等）的中央政府具备充分统治力量的基础上的。一旦这些国家整体安全形势出现恶化，绿洲战术的有效性就会出现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一带一路”沿线上的一些国家的安全问题往往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而且经常有地区或区域外大国的支持与纵容，成为用以牵制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可控混乱”。这让安全问题的解决面临极大的难度，尤其是当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被视为某种挑战西方的战略时，一些安全问题很可能被有意制造出来用以掣肘中国，而中国企业很可能会成为其中的牺牲品。
另外，当前“走出去”的企业与公民主要依靠领事保护制度来保护。虽然我国的领事保护制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面对“走出去”的中国公民和企业的井喷式增长，则经常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截至今年年中，内地居民出境已达9818.7 万人次，连续4 年以年均1000多万人次的数量增长，更不用说还有2 万多家中资企业遍布于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
因此，中国企业和公民必须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摆脱对国家的过度依赖，增强组织的能力以保护自己。一方面，“走出去”的公民与企业应该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组织民间商会、海外投资者协会等社会组织，增强自身的安全力量，提升与当地社会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应该尽快摸索并退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私人安保服务，让“走出去”的企业和个人能够通过市场来获得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