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投资回报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开拓全球市场、并购国外资产、获取国际优质资源和先进技术，我国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不仅走向发达经济体，也走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但更多的还是面向那些政治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投资收益较为丰厚的国家。从现实情况看，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加上大多数PPP项目投资又以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其投资回报率较低且回本缓慢，有时甚至连能否盈利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从过去项目实操看，投资风险从经济上来说源于三个方面：
第一，大国之间恶性竞争带来招标价格过低、条件过于苛刻。现在尤其明显的是中日之间的恶性竞争。例如，如果没有中日之间的恶性竞争，我国在泰国、印尼、印度获得的铁路项目有可能价格比现在高一些。
第二，工程完成后运营的经济风险。基础设施投资收益率偏低，成本回收时间长，因而存在是否能够顺利收回成本并盈利的风险。
第三，财政金融风险。印度、以色列、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乌克兰、斯里兰卡、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约旦、埃及、新加坡、不丹、黎巴嫩、日本负债率都超过了70%，日本甚至超过了200%；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爱沙尼亚、巴勒斯坦、马尔代夫、塔吉克斯坦、尼泊尔、叙利亚、伊拉克、缅甸、巴林、马其顿、也门、黑山、阿尔巴尼亚、不丹、黎巴嫩等国的外汇储备很少甚至没有储备，在这些国家投资如果以本币计算存在巨大的投资贬值风险。
2、部分国家政局不稳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2016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斯洛文尼亚、缅甸、以色列、埃及、塞尔维亚、乌克兰、巴基斯坦、保加利亚、印度、摩尔多瓦、波黑、孟加拉国、黎巴嫩、泰国、尼泊尔等国家的政党轮换频繁或政局不稳，对投资等商业活动的影响较大，给国内企业参与沿线国家的PPP投资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及风险。
3、大国博弈风险
这主要是来自美、日、俄、印等大国的全球性、战略性的防范和挑战。任何一个大国都有自己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周边战略、地区战略，如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印度的季风计划、俄罗斯的欧亚联盟等。各大国对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思想上是高度警觉的，行动上也是以防范和阻碍。
4、法律制度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各异，我国企业以PPP模式参与其基础设施投资，可能面临的法律制度问题包括环境保护、劳工、知识产权、投资管理、税务等多个方面。
有些国家和地区在上述领域的管理非常严格，如在对待外资投资管理上，有的国家没有太多限制，但在反垄断上的审核非常严格，如日本等国；有的还存在领域和合资比例限制，在西亚的一些国家表现得非常明显；再比如，在PPP项目的管理上，有的参照英国的PPP模式，有的则以特许经营权管理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