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以来，监管新政接连出台，一行三会联合外管局发布规范同业业务的127号文，银监会发布配套的140号文，并结合现场检查加银行自查，要求同业业务某些科目限时入表、“非标”业务超出比例的，限期转标。12月4日，银监会就理财业务监管办法出台征求意见稿，要求保本型理财产品和预期收益率型产品投资“非标”的，都应回表，提取风险拨备。
兴业银行在业内有“同业之王”之称，2012年底同业资产占该行总资产之比高达近50%，曾被认为是最会赚钱的银行。现在情势大变，其业绩表现会受到怎样的冲击？回归传统的信贷业务显然不是坦途。11月28日，央行不对称降息政策出台，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商业银行吃利差的传统模式再度受到挤压。兴业银行的业绩增长点在哪里？
2013年7月，财新记者曾专访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当时货币市场刚经历流动性危机，外界也在争论同业业务是否系银行业绩增长的“鸦片”。如今18个月过去了，监管当局对同业业务已有定论，在此大背景下，兴业银行的战略布局如何解读？
“‘非标转标’是大势所趋。”11月26日晚，李仁杰在北京接受财新记者独家专访。他指出，兴业银行未来的新增长点是“金融市场业务”，包括投行、做市交易、资产管理等多个领域。
“大家担心银行是21世纪的恐龙，我不这样认为。我对中国银行业仍充满信心。”李仁杰认为，有必要集中回应同业业务的相关问题。“大家对兴业银行有很多似懂非懂之处，我们也乐意分享我们观察到的市场趋势。”
至于兴业银行正在布局的新业务模式能否成为新的利润引擎？李仁杰在专访中多次回答“慢慢来”。他认为，未来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业务的发展空间十分广阔，过去做的只是冰山一角。
大势所趋
财新记者：你一直不太同意外界对同业业务的定义？
李仁杰：讨论同业业务，首先还是要澄清概念，才能对同业业务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有一个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
第一，国内所讲的同业业务与国外不同。欧美发达金融市场讲的同业业务定义明确，即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拆借，是很狭义的概念。国内讲的更多是相对于银行传统存贷业务，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简单的同业存放、同业拆借，更泛指除传统存贷业务以外的各种金融市场业务，比如非信贷资产投资业务、各种金融产品交易业务等。第二，同业业务只是约定俗成的叫法，参与主体不一定局限于金融机构。发展到目前，已有相当一部分的非金融机构参与其间。第三，同业业务涉及的资金不仅在银行之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流动，资金提供方虽然主要是金融机构，但资金的使用者主要是实体企业。
因此，我认为将相关业务称作“金融市场业务”才更准确。
财新记者：今年监管就规范同业业务出台了系列文件。这些新政策是否会对兴业造成很大压力？你们是怎么应对的？
李仁杰：我们当时预期，政策什么时间出台不知道，但趋势肯定如此。因此在今年年初就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做了一些调整。比如年初就开始压降买入返售，“非标”到期不续作，贷款该增加就增加。监管政策出台后，我们没觉得意外。
针对具体的监管政策，我们第一是主动调整业务结构，提高同业资产负债标准化水平。在资产端，重点加大标准化资产投资。一方面把握市场利率走势，在有效时点积极增仓标准化债券，包括国债、金债、信用债等，取得较可观的收益。同时调整“非标”债权投资结构，“非标”的第三方买入返售信托受益权业务逐步到期、不再续作，重点发展买入返售票据、债券等标准化业务，积极推动资产证券化业务常规化发展，保持“非标”债权投资规模总体平稳。在负债端，兴业银行在拓展各类同业核心负债时，还积极推动发展同业存单（NCD）等标准化负债工具，优化同业负债结构。
第二，严格按照127号文规定，规范各类同业投融资业务操作，准确进行会计核算。根据各类业务风险实质，严格计提资本和拨备，严格执行监管指标，确保达标。
第三，在监管部门正式要求之前，兴业银行是国内最早设立同业部，统一协调全行同业业务的机构。在监管部门明确提出同业专营要求后，兴业银行在全行建立起同业业务专营体制，全面梳理各项业务流程，重点强化全行同业业务制度、授权管理、授信审批、系统建设以及会计核算、监督等，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确保专营体制落地。
总体而言，面对今年以来的市场变化，兴业银行的同业业务处在一个自我调整、巩固提高、整装再发的阶段。目前，相关改革调整已经基本到位，不管是业务结构的优化、内部管理的加强，还是治理体系的改革，在国内同业中均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
财新记者：近年来“非标”业务快速发展，基本是和监管赛跑，“非标资产”也从银行流入信托、券商资管、产权交易所、基金子公司等各类通道。作为业内最了解同业业务门道的银行家，你怎么看？同业之火未来还会不会复燃？
李仁杰：这种现象有其客观原因。第一，中国的社会融资结构过去以银行信贷为主，可概括为“三多三少”：资金多、资本少；间接融资多、直接融资少；银行存贷业务多、其他业务少。这种融资结构肯定需要多元化，直接融资占比会稳步提升。与之相对应，银行传统信贷业务的发展空间、比重也必然越来越小，非信贷业务特别是金融市场业务比重必将持续上升。
第二，这是特定阶段宏观金融政策作用的结果。从2011年开始，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了“中性、稳健”，趋势是往回收的；监管政策在存贷比、贷款规模、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指标、反洗钱、受托支付等方面，对商业银行提出很多要求；信贷政策方面，也有了更多关于信贷投向、资金用途的管理。所有这些措施，都抬高了信贷渠道的融资门槛。但近些年中国经济仍在较快增长，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总体不断扩大，在银行信贷供给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客观上催生了各类非信贷融资特别是“非标”业务的快速发展。
第三，这是特定阶段的市场条件所致。银行信贷一直是融资的主渠道，标准化的金融产品市场不够发达，相关的政策法规也不够配套。比如，标准的债券市场对融资主体的信用资质要求较高，很多企业达不到发债条件，另外发行审批较严格。又如资产证券化，在国外是很成熟、标准化的业务，但国内相关政策法规不配套，过去需要层层审批等。所有这些，都在客观上导致标准化金融市场业务的发展，与整个社会融资结构的加快转变不相匹配，由此造成市场空白，最后不得不通过市场驱动的“非标”业务来填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