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公布的2015年中国对外贸易数据呈现了出人意料的“低调”与“悲观”。出口和进口双双负增长，且贸易总额出现了-7%的增长率。负增长结果的“罪魁祸首”包括外部需求不振、中国传统比较优势的削弱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低迷。然而，国际贸易摩擦同样具有难以逃脱和推卸的责任，摩擦的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壁垒、汇率争端、国家安全壁垒、国有企业限制、技术性标准等。故而，在贸易负增长压力下防范和化解国际贸易摩擦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的国际贸易摩擦呈现了新的特征和趋势。国家援助措施替代了传统的贸易限制措施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新手段，新兴产业和稀缺资源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新目标，全球治理成为国际贸易的新保护伞，国家安全成为贸易摩擦的重要新借口，发展中国家发起的贸易摩擦和贸易救济数量不断增加，金融危机后的贸易摩擦愈加突出。
国际贸易摩擦的治理途径和措施有很多，整体上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受害国的单边行动以缓解摩擦的冲击，二是摩擦双方的谈判和协商以化解摩擦，三是区域一体化来解决摩擦与争端，四是诉诸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单边行动与国际贸易摩擦治理
单边行动的政策措施主要有：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外直接投资缓解摩擦，建立贸易摩擦救济和预警体系，第三方力量的使用等。对中国来说，化解贸易摩擦的最重要单边措施是促进贸易平衡，以及调整国民经济的需求结构。
中国的对外贸易存在不平衡，长期处于贸易顺差地位，且顺差额不断增加，容易招致国外的贸易摩擦。国际贸易摩擦的发生是两国之间内部经济结构矛盾或一国的单方面非公平做法引起的，任何的谈判协商和诸边及多边机制都是讨价还价的过程和结果，长期内能够最终化解贸易摩擦的途径是单边行动。中国应该更多地在单边行动上促进贸易平衡、提高“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促进需求结构的转型，逐步化解国际贸易摩擦。
双边谈判与国际贸易摩擦治理
国家之间的谈判协商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的效果取决于双方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以及竞争性企业之间成本差异的大小和进口国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偏好程度。当出口企业具有可置信的威胁，同时出口企业的成本优势足够明显时，“大棒加胡萝卜”的威胁策略有效。
加强贸易摩擦国家之间的谈判协商有利于化解贸易摩擦，对贸易伙伴国政府的游说策略同样可以起到缓解国际贸易摩擦的作用。双边谈判是治理国际贸易摩擦最直接和最有效率的途径，只要贸易双方具有共同的利益，并且国际贸易能使双方获益，则通过妥协让步和安抚措施，就能够化解国际贸易摩擦。
